黃天逸 當群體面對重大災難 ── 無論是自然災害、公共安全事故、任何集體性創傷 ── 人們的心理系統往往會處於高度激活狀態，集體的情緒會呈現恐懼、焦慮、憤怒、哀傷等多重反應。這時候，若以壓抑、封鎖或否定群體聲音，而不是容許情緒表達、承擔責任或以促進公共對話的方法應對創傷群體的需要的話，這往往只會加劇創傷效應，甚至令創傷在集體無意識中延宕、深層化，形成長期的心理困局。 心理學指出：創傷修復需要「敍事化」（narrative integration）── 受害者透過言說、表達與被承認的歷程，將毀壞了的意義系統重新建構。然而，「壓抑」、「否定」，甚至「限制討論」受害群體的情緒，只會阻斷了創傷意義重整的過程，使災難成為了無法處理的心理困擾，並且，這種「語言被奪」（loss of voice）的現象，會造成群體無法把內在情緒轉化為可理解的故事，令痛苦內化成慢性焦慮、無力感與深層的失望。 此外，「信任」是群體經歷創傷後能夠邁向復原一個重要的心理基礎，一旦失去這份「信任」、群體將無法依靠制度作為「安全依附的對象」

黃天逸 「自殺」並非單一念頭的產物，而是心靈在漫長壓力與無形撕裂中所浮現的極端訊號。若從心理結構的角度探討，可從三個相互交纏的面向 ──「傷痛的深度」、「依附的強度」，以及「挽回的可能」── 理解導致自殺風險升高的關鍵因素。這三者並非孤立存在，而像是三條線索，逐步編織出一個人對生命與自身價值的感受。 「傷痛的深度」── 心理上的痛楚不僅源自具體事件，更來自一種「感覺」：痛苦似乎無處安放、無法言說、也無法被理解。當人面對喪失、否定、失望時，心靈彷彿被困在黑暗的循環中、難以看見出口。真正造成危機的，往往不是痛苦本身，而是痛苦被孤立地承受 ── 那種「即使呼喊也不會有人回應」的感受，使傷痛從事件性的創傷，深化為存在層面的折磨。當「痛苦」被視為永恆狀態，「危機」便悄然成形。 「傷痛」若有地方可以著陸，就不至於演變成生命威脅。這就帶出了第二個關鍵：「依附的強度」。「人」並非天生能獨自承受重負；我們需要連結來確認自己的價值、位置與被愛的可能。如果生命中缺乏足以信任的關係，或過往經驗讓人相信「表達情緒是不被允許的」，那麼在困境中，人們便會傾向把痛苦封存在

黃天逸 「災難」從來都不是單純的物理破壞，它牽動著群體的心理，同時揭露人們對安全、制度與生活秩序的深層依賴。當災難出現，原本穩定的日常節奏瞬間被打斷，社會在短時間內便進入一種情緒震蕩的歷程，這歷程既混雜又連續，反映著集體如何理解創傷、回應危機，並最終尋找復元的方向。 大埔宏福苑發生五級火災難造成了嚴重的傷亡、甚至許多人家園盡毀。它所帶來巨大的傷害震驚著我們。無助、絕望之聲不斷，一時之間，整個社會都陷入了深層的創傷、並其中所夾雜的天問、憤怒與不安的情緒。「災難」－ 固然是每一個受災家庭的「痛」，但它同時牽動著我們每一位香港市民的心：我們正在一同陷入了深沉傷痛的情緒之中。「傷痛」－ 也許並不只是這次災難所帶來巨大的破壞與人命的傷亡，其中，更夾雜著我們過去好一段日子在生活上所瀰漫著的「低氣壓」－ 無力感、迷惘、憤怒、掙扎求存，甚至彷彿活像失去了靈魂一樣。說實話，我們的城市陷入了「社會退化」的危機中。 「社會退化」（societal regression）是甚麼？Murray Bowen認為：「社會焦慮、社會秩序、社會組織程度，均隨著歷史演進而有變

黃天逸 一場無情大火奪走多人的性命，亦令不少家庭支離破碎。新聞畫面、居民驚惶的聲音、親友焦急尋找所愛之人的背影，無不烙印在城市的集體記憶之中。火光所留下的，豈會只是燒毀了的建築物，其實更是人心的灰燼── 一種無法言喻的沉痛與嘆息。 「生命」── 本應是可貴而有尊嚴的存在，但在災難面前，它卻顯得脆弱，一如風吹即散的微塵。人為種下的禍根，加上一個火種、一縷濃煙、一扇未及開啟的門，就足以成為生與死的分界線。這種突然而無情的失去，讓我們實在地意識到：生命不是理所當然的，而是我們都應該珍惜的恩賜。 「嘆息」── 並不只是單純的哀慟，而是面對無常時，人心所發出的深層呼喊。它提醒我們，在如此災難過後豈能只留下悲痛與新聞標題，我們實在更要反思整個制度與城市生活裡那些被忽略的細節 —— 建築安全、管理責任、有例不依，甚至有些人的貪婪自肥 …… 每一環節都與生命息息相關的。 黑暗並沒有消滅人性的光輝 ── 整個消防和救護團隊的奮力撲救、將每一個生命都視為寶貴，甚至那份犧牲自己生命的盡忠；當然，其中也有無數協助救援的機構和市民，他們以極具效率與無私的精神參與在

（2025年11月15日更新版） 2025年11月份的中心通訊已備妥，歡迎下載和轉載。另外，中心也有一些印刷本，若閣下有需要，可與中心聯絡（rev.wongty@gmail.com ）安排領取。 謝謝各位，請繼續支持喔。